毛泽东的“真同志”——余盖-k66凯时

余盖，字千山，1897年3月出生于毛易乡群丰村一个书香家庭。1915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，在校结识了毛泽东、蔡和森、何叔衡、夏明翰、郭亮、周世钊、蒋竹如等一批进步学生。

余盖积极跟随毛泽东参加仇日反袁、驱赶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活动，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赞赏。为抵制日货，揭露日本侵华罪行，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，毛泽东在《国耻篇》封面挥笔题写：“民国奇耻，何以报仇，在我学子”，对余盖写的《袁贼不除，国破民亡》一文，用毛笔进行了删改，并在文章一侧批曰：“痛斥有力”。

皖系军阀张敬尧入湘后，纵兵殃民，浩劫财物，强奸妇女，杀人如麻，湖南人民愤恨至极，反抗斗争持续不断。当此之时，毛泽东创办了《湘江评论》，余盖为《湘江评论》撰写了《张毒不除，学无宁日》一文，揭露张敬尧驻兵各校，迫害学生、封禁报刊、强奸民意、任意开除学生、摧残教育的罪行，在省城各校引起共鸣和愤慨。余盖也因参加驱张罢课推迟一年毕业。

1919年秋季，余盖加入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、俄罗斯研究会、文化书社等革命团体，被毛泽东称为志同道合的“真同志”。1920年，余盖在船山学社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翌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成为湖南省早期中共党员之一。

1921年，余盖被毛泽东派到粤汉铁路开展工运工作。他在新开河车站修理厂成立工人补习学校，听课人数与日俱增，余盖在夜校任教，毛泽东也抽空到夜校上课。1922年5月1日，余盖在毛泽东的指导下，创办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，选举工人程帝广、卢士英为俱乐部负责人，余盖担任夜校教员和俱乐部秘书，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如火如荼，不久，就成为了湖南著名的工运中心。

1922年1月，余盖从长沙《大公报》看到劳工会领袖黄爱、庞人铨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后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立即进城探询，当获知军阀赵恒惕已下令捉拿毛泽东时，余盖马上找到何叔衡共商对策。适逢毛泽东已携夫人杨开慧回板仓过年去了，余盖自告奋勇火速赶往板仓。何叔衡握着余的手说：“救润之于危难之时，我代表组织感谢你！”当天，余盖乘火车到达白水站，翌日清晨踏着隆冬积雪来到板仓杨家，毛泽东听完汇报后，心情极为悲愤，严肃地对余盖说：“反动派向我们开刀了，干革命还怕死吗？怕死不革命，黄、庞为劳苦大众捐躯，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！”时值腊月三十，杨开慧一家一再挽留在家过年，余挂念城中诸事，未敢逗留，顺原路返城。当晚，余盖将黄、庞被害，赵恒惕下令追捕毛泽东等事写信报告党中央陈独秀，不久陈回信说：“余留城掌握动静，告毛泽东不要公开露面，以避其凶，长沙工运应正常进行……”

1922年7月，毛泽东调郭亮来新开河接替余盖之职，余盖调省城协助毛泽东开展工运，他先后深入到百多家大小织制厂店，组织各业工会20多个、会员工人达4万之众。余盖协助毛泽东发起著名的泥木工人大罢工，同时，在工人运动中培养选拔工人积极分子，如任树德、仇寿松、张汉藩、朱友富等，他们后来都成为工人运动各厂矿党的负责人，使湖南因黄、庞被害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高潮。

1923年4月，余盖身患伤寒，毛泽东、何叔衡等先后多次前往湘雅医院看望。月底，毛泽东调上海党中央工作，余盖病愈后按毛泽东嘱咐去了自修大学，边休养边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译本。7月初，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来到自修大学，要他速去东南大学深造，并说去安源煤矿从事工运的蒋竹如已去东南大学。不久又接到蒋竹如来信，催他火速动身，余盖将升学愿望报告毛泽东。毛泽东劝他从事工运，说：“革命前途无量，广大农村是无穷的宝库……”余盖碍于校长情面，脱离党的工作去了东南大学。

1927年4月，毛泽东调武汉中央农民协会任组织部长，开展农运工作。由于毛泽东不知余盖去向，便写信给在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的易培基，要其代为转告余盖速去武汉协助农运工作。适逢该院有人制造盗宝冤案，陷害易培基，易正身陷麻烦，无暇顾及转告。直至真相大白后，易才将已延误两个多月的信转交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的余盖。当他火速赶到武汉时，时值汪精卫正发动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政变，全城处在白色恐怖之中。经过多方打听，余盖才得知毛泽东已带部分农运骨干去了湘鄂革命根据地。尔后，余盖又在报纸上打听到党中央在南昌举行起义，他持毛泽东给易培基的信赶到南昌，此时，部队已经离开南昌，去向难明，余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。

全国解放后，余盖在湖南革命大学学习期间，毛泽东主席写信勉励他努力学习，为党再立新功。1964年，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、程星龄了解到余盖生活窘迫，多次给予照顾，并报党中央。毛泽东主席得知后，在给周士钊的回信中附寄500元，托周转交余盖。直至1971年病逝，余盖对自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作出的贡献从不向人张扬，其革命活动鲜为人知。